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全城搜捕抗日文化人士，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孤岛，随时面临日军搜捕的生死威胁。

       危急关头，大批在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突然“神秘”失踪，几个月后奇迹般安然出现在抗日大后方。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于危局之中精心策划实施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在香港沦陷当天，党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发来急电，明确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迅速展开秘密营救行动。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接到电报，马上组织营救。

       当时的香港街头遍布日伪特务，寻找四处躲避的文化人士难如登天，要突破封锁进行转移更是困难重重。该如何执行这场营救行动呢？廖承志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东江纵队的前身）。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称：“东江游击区距香港最近，精通粤语、熟悉地形，能开辟粤港交通线。如果没有武装力量救助与护送，是无法在日寇严密封锁的险恶情势下将文化精英救出来的。”

       1942年1月初，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名文化人士在东江纵队护送下，从香港撤离到东江纵队驻地白石龙村。

       邹韬奋激动地说：“这次转移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两者结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

       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基础上扩编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在远离主力、孤悬敌后的情况下，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紧密依靠群众，转战39个县市，威慑着敌占大城市广州和香港，对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毙伤俘敌95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6500余支、炮25门，有效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谱写出了华南抗战的壮丽篇章。

       东江纵队严明的纪律，为一次次战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在大岭山建设抗日根据地期间，游击队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获得了当地百姓的热情支援。

       在游击战争期间，部队流动性大，战斗频繁，环境极其艰苦，又缺少教育材料，但是部队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亲自给党员上党课。

       1941年9月，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邬强和政训员陈志强率领第二中队，奋勇坚持大岭山的反顽斗争。陈志强这位老红军干部抓住战斗间隙，在大山深处的茅寮里给全体党员上了两次内容丰富意义重大的党课。

       第一次党课讲党的理想和当前的形势任务。他阐明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到底的坚强信念。同时又指出，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打败日本侵略者，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只有完成了这一伟大任务才能谈得上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第二次党课讲党性问题。“党性”这个名词，大多数党员还是第一次听到，大家听了不仅觉得新鲜，而且备受启发，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增强组织纪律性，时刻记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

       在大岭山地区正处于顽军疯狂进攻的艰险时刻，政训员讲的这两堂党课，对于帮助全体党员坚定信念，增强信心，提高战斗意志，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4年2月，东江纵队政治部颁布《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队员服役抚恤奖惩暂行条例》，该条例（十一）中对违反纪律的行为作出具体规定。

       条例（十一）规定：“凡违犯我队政治纪律与军事纪律者，按情节之轻重，分别给予劳役、禁闭、撤职、降级、开除队籍，以至枪毙的惩罚。”

       1945年，针对少数违反队规的现象，东江纵队发布第五号通告。通告称，“查最近不少歹徒假冒本队名义强迫殷富借钱借枪，间亦有本队人员违反队规，乱作胡为，此种情形不独破坏本队信誉，且足以破坏军民团结，扰乱地方秩序。妨害抗战大业，本队必严予究办和取缔，嗣后凡本队人员在外一切筹借事宜，如无支队以上机关印信为凭，概属无效”。

       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将以东江纵队为主力的华南抗日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一同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时，王震同志曾亲笔题词，“南粤先锋，海外蜚声，艰苦风范，永继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以东江纵队为代表的惠州人民抗日武装在长期征战中，铸造了卓越的功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惠州目前拥有与东江纵队有关的历史遗址遗迹39处，其中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是广东省和惠州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共党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信息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